要让这些目标听众觉得判决书的法律论证是相当好的、无可反驳的。
但我们对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目前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偏重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忽视对基本理论的研究。它属于基本人权、宪法权利和社会权的范畴，并且以生存和发展为其基本权能。
（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客体。即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相关国家机关和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提供的，能够满足残疾人某些方面需要的特定利益。社会保险的项目大致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这都需要国家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理论基础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存在。
由国家制定无障碍法规，规定城市道路、建筑物、文化体育场所、住宅社区和公共交通等，均建立无障碍设施。求发展，像健全人一样到社会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他们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生存需要，即对提高生存质量和实现个人发展的需要。{8}吴巡龙：《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兼评检察官未经检察长核定迳行起诉事件》，台湾《月旦法学杂志》第124期，2005年9月。
因而，台湾地区学界和实务界一直都有观点倾向于废除法务部长对检察体系的外部指令权，主张在法务部之外构建独立的检察体系。滥用强制措施，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名，纵容、支持或直接参与暴力讨债，为帮助本地企业追讨债务而非法扣留外地当事人。彭绍谨原本是当时台湾地区检察体系中前途相当被看好的一位检察官，但在该案之后，他被检察体系彻底孤立，后来选择到德国留学，回来之后，仍然遭受检察体系的孤立，和高新武一样，后来被迫辞职。对于检察一体原则，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有明文予以规定：一是法院组织法第63条赋予了检察总长及各级检察长对下属检察官的指挥监督权，同时还规定下属检察官对检察长的指挥监督命令有服从之义务。
参见卞建林、田心则：《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摘要： 海峡两岸检察制度同源而分流，在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上两岸检察制度存在着诸多相同及不同之处。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这种检察一体表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参加并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对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可以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审查批捕和起诉活动进行指导或作出指示。检察改革白皮书提出应建立书面指挥制度。{11}但也有学者建言，从台湾检察体系的整体独立出发，应通过或修法的方式，将现隶属于法务部的检察机关改隶监察院，在监察院下设检察部，置检察总长一人，一任四年，不得连任，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手握上述核心检察人事权，法务部长自然有机会通过人事控制间接实现对案件的控制。
其二，明定检察首长行使职务承继权及职务移转权的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同时也许可检察官自行签请要求加派检察官协同办案，使协同办案能真正发挥协同的优点而没有进行个案干预的疑虑。当时，随着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加剧，台湾地区新一代检察官开始争取司法独立的空间，因此，当国民党仍然试图通过以前的方式控制检察体系时，终引发反弹，经当时已经较为开放的媒体集中报道，涉及检察首长内部指令权不当行使的一系列弊案遂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
所谓双重领导体制，是指检察机关既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又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中提出，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这不仅是一组数字对比的简单变化，而是意味着基层检察官从法务部手中夺回了检察人事权的主导权，因而被认为是基层检察官划时代的重大胜利。若情况严重，必要时并得调整检察官之职务或报请调整至事务较简之检察机关。
因此，检察长、主任检察官审阅检察官的法律文书，不仅仅是就文字或形式为审查而已，更及于审查有无调查之事证尚未调查、事实之认定是否适当、法律见解有无违误等事项。其中吴文忠检察官还将此消息透露给媒体，遂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对于该法条中所谓重大问题是否包括重大案件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就此作出过解释，明确规定重大问题应当包括重大案件的处理。此事后来遭政论杂志批判，监察委员亦展开调查，而谷凤翔部长为撇清其并无下达命令来干涉李案上诉，遂将延移送惩戒，最后延宪谅受撤职处分。黄检察官向延宪谅催询，但延再三向其表示上级长官希望该案不要上诉，高检处首席检察官夏惟上已多次关切该案，且明言是转达司法行政部长谷凤翔的意见。例如有基层检察官即撰文指出，正是因为法务部长外部指令权的存在，导致检察官在调查侦办许多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时，如拉法叶案、兴票案、新瑞都案、3·19枪击案等等，其侦办方向是否受到政治力的不当干预，社会不无疑议，不仅被告认为是政治迫害，社会也颇多认为是政治力的司法运用所致，导致检察官越努力侦办特权，越像执政者的鹰犬。
2008年，笔者在台湾地区访学时，曾经在学术会议间隙与一名主任检察官交流，当问及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主任检察官与承办检察官在法律见解上不一致时，谁听谁的？该主任检察官表示，他们现在一般只会给承办检察官参考意见，最后决定权在承办检察官。对此，台湾地区基层检察官皆有切身体会：检察首长对个别检察官之考绩、升迁、调动、奖惩等有决定权，或决定性之影响力，足以左右个别检察官之宦途。
由于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财政预决算的审查、控制和约束还相当有限，因此，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所需财政经费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完全依赖同级地方行政机关。但上诉书状在送到首席检察官{16}延宪谅处时，延竟扣住不发。
检察一体原则的目的之一，既然在于实现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衡，则透过上述指挥监督透明化的措施，检察官已有相对独立自主的办案空间，但为避免因此失去节制，并使检察首长负起监督的责任，必须适当课以检察官接受调卷及报告的义务，使其得以接受检察长的监督。政治人物或不良检察首长掌控了检察人事权，就可借检察人事调动干预司法个案的处理。
1999年法务部进一步发布检察改革白皮书，其第一章第三节即针对检察一体原则的制度化及透明化，提出如下改革方案：其一，指挥监督透明化。而要求检察长在不同意检委会多数人决定时，将案件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无疑会与检察一体原则下检察长的个案指令权相冲突。{12}二、台湾地区检察机关的内部指令权在台湾地区，检察体系内部上、下级检察官之间的关系适用检察一体原则予以处理。{13}从台湾地区司法实务来看，检察首长依据检察一体原则而行使内部指令权的情形贯穿于案件的整个诉讼流程。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检察工作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指导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等等。随后，四名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和一名检察官立即辞职抗议，一天后，三名协助侦办此案的调查员也辞职抗议。
参见陈志铭：《检察官改革与检改团体—检察官改革协会》，载台湾《正义之剑—检改会十周年纪念专辑（上册）》，检察官改革协会编印，2008年。同时，为使承办检察官的意见有明白表达的机会，检察长命令移转或承继案件后，检察官固应服从，但仍可提出意见书，以供日后检验。
该草案的主旨和重点是对检察一体原则暨检察首长内部指令权的行使进行制约和规范。上述事项皆为针对检察官职务上注意事项发布政策以及对检察官废弛职务行为进行惩戒，本属于检察行政事务范畴，自应由法务部长依据司法行政监督权而为外部指令。
{24}四是司法实践中上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非上级检察首长）往往绕过下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首长，直接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发号施令，如上级检察院反读局局长不经请示本院检察长，也不经过下级检察院检察长即直接指挥下级检察院反渎局检察官办案。按照规定，法务部长遴任检察长前，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应当提出职缺两倍人选，供法务部部长圈选。因此，实有必要再厘清协同办案与案件移转权行使的界限，并建立协同办案透明化制度，为此，台湾地区法务部已经于1998年11月20日修正发布了地方法院检察署协同办案实施要点，让检察长可以以书面方式指定检察官协同办案，对协同侦办的案件要指派协助检察官时，检察长应征询主办检察官对协同人选的意见，以使协同办案的检察官能真正合作无间。两人被指控行贿和贪污，事由是他们试图影响（贿赂和游说）当时新竹地检署检察官陈松栋所负责侦办的一起案件。
其理由在于：第一，检察人事任免本身就是领导的内涵和方式之一。否则，将构成对下级检察院检察长指挥监督权的不当削夺，且会强化检察机关的行政性，实不应提倡。
即使陈松栋已经数次明确拒绝了他们的贿赂和游说，但他们还是持续骚扰陈松栋，并强迫他接受贿赂，苏冈甚至扬言：不相信有司法官不收钱。{15}黄朝义：《刑事诉讼法》，台湾一品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页。
对此，学界曾提出诸多改革方案，其核心都是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财政经费和人事任免与地方党政机关脱钩。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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